SAT在过去五十多年一直是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之一，它背后的组织美国大学理事会（College Board）也成了高中生进入象牙塔之前必须征服的那座堡垒。

　　去年疫情却让College Board犯了难。春季和秋季考试日期受疫情影响取消，导致150多万学生无法参加考试，福布斯估计College Board的收入损失高达2亿美元。

　　自三月份以来，近500多所大学包括所有藤校都加入了标化选交（Test-Optional）的队伍，一些学校甚至明确表示对有无标化的学生一视同仁。全美SAT考生人数最多的加州也在抛弃SAT，加州系统于5月底宣布2023年将不再考虑SAT成绩。

　　年会是College Board的终结年么？

　　在很多人看来，这是迟早的事。College Board背负着标化考试的“原罪”。人们批评SAT是资本体系的产物，标准化考试长久以来都偏向着富裕阶层，数据显示黑人和拉丁美裔学生不论是SAT还是AP考试的分数都远低于他们的白人同学。

　　乔治城大学的教育与劳动力中心主任Anthony Carnevale在他2020年的畅销书《The Merit Myth》中写道：“SAT考试为不平等系统提供了光鲜的掩护，它确保有钱的孩子上最精英的大学。它使这一切看上去科学自洽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”

　　Carnevale这段话直接内涵了College Board背后那段不堪的历史。College Board这个组织从创立之初就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，它的成立动机在我们如今看来甚至是很有争议的。

　　二十世纪初，美国加州兴起了一股优生运动（Eugenics Movement）的浪潮。该运动提倡优秀基因的人应该生育后代，来消除智力低下等特征。优生学是伪科学，它的内核是反人类的，为种族歧视提供了看似正当的“科学依据”。

　　美国大学高层和教授也深受优生学的洗脑。在收到卡耐基研究所、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公司和慈善机构提供的广泛资助后，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便开始研究种族理论。斯坦福大学任校长David Starr Jordan在1902年提出了“种族与血统”的遗传学概念，他声称天赋和贫困都是通过血液传递的。

　　为了从东海岸上层阶级以外的家庭录取更多高智商的学生，包括哥大、普林斯顿在内的15所精英大学和预科学校于1900年成立了College Board这个组织，组织高层认为只有高智商的学生才配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。

　　场SAT考试于1926年举行，它改编自次世界大战给士兵做的智商测试。早年SAT考试的设计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Carl Brigham，他也是优生学运动的支持者。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SAT一直被当成智商测试来看待，College Board甚至对外声称美国高中生没办法备考SAT。

　　这话很快被打脸了。1938年，Stanley Kaplan，一位布鲁克林水管工的儿子，在父母的地下室里开办了SAT补习班。自那以后，Kaplan逐渐成长为了一家数十亿美元的全球考培机构。Kaplan考培机构的出现意味着富人只要肯出钱，教育资源就会向他们的孩子倾斜。有钱人孩子花在SAT补习班的费用可以每小时高达1000美元，赤果果的教育不平等也成了媒体大众指摘的问题。

　　当SAT考试在沿海地区精英学校逐渐占领一席之地，另一种入学考试也开始在美国中部公立大学崛起。1959年，爱荷华州一家名为American College Testing的组织发起了ACT考试，随后被很多大型公立学校引入招生体系。

　　ACT考试的横空出世摆明了就是与SAT对着干。前者旨在衡量学生在高中学到的知识，不像竞争对手那样把竞品包装成智商测试。

　　2012年，ACT考试超越了SAT的市场份额，与14个州的公立高中签订协议，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提供考试。ACT的营销秘诀很简单，它既是申请大学的考试，同时又满足了联邦政府针对高中生阅读和数学的考试要求。公立高中直接拿ACT来检验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，帮老师省去了出考题的精力和时间。

　　College Board一看情况不妙，立马请来了曾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过的David Coleman来担任CEO。Coleman进入组织件事就是对SAT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他想让SAT像ACT一样以学科为中心来出题，于是他高薪聘请了ACT教育部门的资深元老级人物Cyndie Schmeiser，再由她挖走ACT的其他核心成员。

　　外界一直在批评SAT只为富人服务。为了提高公司声誉，Coleman很快促成了College Board与硅谷备受欢迎的教育组织可汗学院的合作，开发免费的在线SAT预备课程。

　　他还推出了新SAT，将2400分的SAT减少至1600分。老SAT考到1230分成绩的学生在新SAT能拿1300分，尽管学生的实际能力没变，但从分数值来看更高了，Coleman这波换汤不换药的操作玩得可真溜。

　　Coleman对ACT的最终一击是打价格战。Coleman直接找到州政府，表示愿意以超低的价格把SAT考试卖给当地的考场，但条件是他要签下一整个州的合同。2015年，College Board比ACT出价低了1540万美元，赢得了密歇根州三年的合同，到了2018年又如法炮制赢得了十个州，其中三个还是从ACT手中抢过来的。

　　Coleman打开了SAT的市场，但SAT并不是最赚钱的业务。精明的College Board看中的其实是你的数据，它每年将考生个人信息（包括种族、性别、宗教信仰、父母教育背景）打包卖给大学和第三方机构。College Board每年光是靠出售学生的数据就赚取了一个多亿美元的收入。

　　另一块赚钱的地方是SAT的手续费，College Board提议在参加考试的十天内将学生的成绩免费发送给四所学校，之后每增加一所大学收取12美元的费用；如果学生赶时间送分，则每笔订单追加31美元的收费；如果想查看自己回答是否有误，学生必须支付18美元，而更改考试日期又要花上30美元…这些零零总总的费用加起来每年为College Board带来将近4亿美元的收入。

　　最讽刺的是，College Board表面上是位于纽约的非营利性机构，它实际上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挣钱机器。College Board提供的SAT和AP考试服务每年能为公司带来10亿美元的收入和1亿美元的免税盈余（Untaxed Surplus）。每年组织高层将4亿美元投进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，其中的200万美元落入了CEO的口袋里。

　　可惜好景不长，疫情的水逆让它接连不顺。College Board在春季尝试推出虚拟AP考试，但网站技术问题让成千上万名考生无法提交他们的答案，这也引发了学生和家长针对College Board提出的高达5亿美元的联邦集体诉讼；五月底加州系统官宣的“2023年放弃SAT考试”更是雪上加霜...

　　年会是SAT的终结年么？短时间内，SAT可能仍旧是美国大学筛选申请者的工具，但这次疫情给了美国大学思考的空间：如果我们不靠标化也能录取到合适的学生，也许是时候把标化考试移出申请流程了…